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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信息社会的发生与乡土中国的文化转型
【发布时间:2021-09-10】 【作者:admin】

  一种大家彼此共在的网络虚拟熟人社会正在形成,这也意味着是一种信息社会的发生。这是由一种新的网络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我们需要思考信息技术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变化起点落脚在了乡土中国这一根基之上,最后体现在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转型上。这种转型更为具体地借由四个维度而体现在五种表达上。

  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现时代而言,信息技术在日益支配着我们更多日常领域的生活,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一种在人群之中极为频繁且令人应接不暇的信息呈现,使得大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一个使得人们似乎可以“赤诚相见”,甚至毫无隐私可言的信息极度公开化时代的来临,由此也正在制造着一种新的可以穿越传统乡土社会的相互隔离而有一种大家彼此共在一个网络之中的虚拟熟人社会的发生,这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社会的发生。而所有这些,很显然又都是由一种新的介入到千家万户以及亿万人手中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对此,我们真正需要去静下心来思考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在其中所能或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又是什么,这个变化起点落脚在了乡土中国这一根基之上,又最后体现在文化的转型上。

  对于这些社会形态改变的问题,不仅日益变得现实而且紧迫,不仅真实影响到了城市里人的日常生活,也一样在影响着乡村里的传统生活,由此而使得乡村的生活方式追随着城市改变和转型的脚步在亦步亦趋地发生着,这便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一种文化转型,它的背景是信息社会而不是农业社会。至少,就像很多人都会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可以借由数字去计算、加工以及预测的一个“算法社会”的时代。但很显然,之前人类的世界,还是有过差异分殊的不同时代的存在,并且有些过去的时代,似乎还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并不十分的遥远,比如日渐逝去其激情的机器工业化的时代。而以一种人类学的理解模式来看,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的时代,显然就非采集狩猎型社会莫属了,它或许应该算是人类社会中,从生活方式上而言最为接近于自然生存的一种文化存在状态了。

  而排在采集狩猎社会类型之后的便是游牧社会了,并且还与农耕社会之间曾经相互交替地存在着,此时游移与定居开始各自分离开地存在着,各过各的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时代之中,人们发明并依赖于各种的手工工具来从事生产与生活。而一旦到了现代意义上的由工业化技术完全支配的时代里,科学与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决定性以及不可取代的力量。而这转过来再到我们所日益熟悉的信息社会之中去,恐怕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就是,在未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可以脱离开信息“轰炸”的影响而独自生存了,今天为人所熟悉的“大数据”概念,其核心的要义也自然是指所谓的信息在人们生活中的“大爆炸”而言,生活在其中谁也无处可逃。

  尤其是大家处在了一种由互联网所联系起来的当今社会,外在的一种支配性以及技术的依赖性就更得到了加强。在原来的时代中,有很多的人都不使用,或不会使用网络或者微信,但后来这些生活方式逐渐地都被一一颠覆掉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不仅用上了手机,用上了网络,用上了微信,甚至还用上了快手、抖音之类的新视频传输媒介,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人人在手的工具性存在,而是要代替人,同时又是为着人而去过一种真实生活的智能性工具,它的特征很显然地就是基于一种信息性的学习而有的一种人的生活欲求满足上的虚拟化实现。人们因此还被迫学会了更多的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工具的使用,人们在学习和使用各种新的由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因此也可以看到,文化并不会是一种僵死的存在,而是为了人们更好地去生活通过做一种自我调适而可以发生不断的改变的。

  文化在此意义上显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发展而逐渐展开的。但因此,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为重要,或值得去追问的,那就是,对于今天世界上的人们而言,究竟什么才算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存在?很显然,这里的一个前提就是,人,不论结果如何,一定是在思想观念中想着要去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才去付诸行动的,很显然,在这里,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生活是一直要往坏里或者失败的方向去发展,那才可谓是大多数人做事情的初衷或初始动机。所以,从人人如闲云野鹤一般居无定所的采集狩猎和游牧生活之后,人类选择了去过一种长期定居的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随后生活形态变化的速度便是在持续快速地增加着,特别是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五百年以来,或者更近二百年以来,变化的速度更可谓是猛增的。从过去的机器化的大生产的工业社会,到当今更多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社会,再到日益显现出来的未来基于一种算法或计算的人工智能占主角的算法时代,这中间,因为基础的生活材料或生活依赖的基础都发生了种种改变,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向度究竟会怎么样去改变?这恐怕是人类学在对未来有关人的研究之中最为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不同时代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形之中又固化了不同人类发展阶段各自存在的文化属性。

  首先,可以拿我自己办公桌上随便摆放着的几样物品为例予以说明,并将之与上面所提到的三个时代相关联。比如首先可以看到来自河南淮阳乡下的“泥泥狗”,这明显是一种民间的器物,它从外形上看既有狗的造型,同时又有人的身体姿态,或者很像《山海经》里的某一个形象,一看就不属于是现代社会的器物,而是远古先人风格的遗留。甚至当地有人说这是几千年以前的遗产,但这个器物的真实历史已经是无法再往前去追溯了,很多后来人对此物的论述,也只能是将其学说建立在远古之人的“生育崇拜”这一今天看来过于简单化的假说之上。

  再比如,还有另外一件来自四川阆中民间的木雕神像,它显然也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历史上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或许是跟农业社会的宗教信仰有关的。显然,当一个时代中,生育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生育有了专门的一套自我保护性的安全感的信仰之后,人们为了抵御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死亡以及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就可能会选择从一种宗教的信仰那里去获取能量,所以才会向这些木质的佛像去烧香磕头、顶礼膜拜,形成了一种偶像崇拜意义上的人神关系,其中这神可以是唯一性的,也可以是多样化的,但实际究竟是什么,那要看具体的场景而定,但一种核心的人神之间的结构以及支配关系是同一和确定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以一种人类学的视野去考察此类不同时代所留存下来的器物以及真实的人的行为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的各种可能性的模式存在。

  显然,在没有一种体制权威约束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感知、观察以及想象,而对人的存在发生一种特别的理解。所以,从已经是有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突飞猛进发展的农业生产的时代,到今天近乎是后工业化的或者后现代意义上的智能化时代的发生,这中间也不过仅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而已。而几千年的历史,对一个人的理解而言可谓极为的漫长,但是对于人类极为漫长的总体演进史而言,又只可谓是一个瞬间或片段而已。但凝缩在这其间的变化却又是极为巨大的,一百年前的人们一定还不知道计算机意味着什么,而今天则是真正可以达到人手一台了。而这中间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转型,它们一定又是与人自身发展的各种要素之间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下面的一些方面予以理解,也就是理解这些要素真正发挥作用的核心特征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概括而言,这里有着一种笼统而言的技术演进史,即从一种最初的工具发明而发展到一种科学理性支配下的技术创造,之后再到了依赖于一种网络的信息传输与分配的信息社会的大发展,最终又会朝向于当下以及未来的基于算法系统和计算逻辑发展的人、社会与文化的人工智能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功用显然是在被逐渐地予以替代的。实际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够细细去考察一番人所构成的世界的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人类工具、技术和智能的发展史,或许是很有意思的。显然,到了农业社会,工具的更多使用是这个社会的核心特征。但论及农民手里所使用的锄头以至于耕田的铧犁,那都还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生产工具,它是要跟随着人的体力劳动并与之相结合或者相匹配才会真正发生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之中,工具和具体的个人之间,或者说工具和人的具体劳作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不会彼此分离开的,很显然,手脚如果不去并用,锄头自己是不能够刨向土地的。换言之,其中大部分的工具发挥作用还是要靠着真实人力的付出而去发生的,这很显然是实操性的,人和工具之间的功能是要匹配的,即人是要挥汗如雨地去工作的。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转变,机械化的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技术,在逐渐替代着人们手中的各种形式的工具。显然,如果人人都不再去使用这些有助于劳动开展的人人在手的工具,这些工具自己也就会日久而生锈了。而这样的工具,除了有博物馆的展示以及陈列的意义之外,并没有一种跟人的生计最为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真实功能的发生了,或者功能被新的技术或智能化的产品予以替代了。显然,整个的手脚并用的农业工具的生产时代在被一种只是一双眼睛和手指去触动机器按钮或手机屏幕的智能设备自己在真正地工作的时代所替代了。

  在曾经的传统农业的乡土社会之中,除此工具的实用功能之外,工具还具有一种人的独占性,谁拥有了一种工具,言外之意,谁也就要对此一工具的存在负有一种全责,使用它、维护它以及再造它。而到了一种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跟现代科学理性密不可分甚至一同发展的所谓现代性的时代里,相比于原来各人在手的工具以及劳作而言,技术的标准化以及大批量的生产,显然使得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不可能再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得到独占了。比如现代工业制度下的汽车生产,其技术就无法真正可以独占,或者为某一个人所完全独有,为一个人所独自使用,最后还为一个人所牟利,而是需要专门通过一种流水线的分工合作的组织和管理而调动尽可能多的人去到工厂里一起上班工作才可能实现,那样的空间的功能是将人聚集在一起操控机器去生产的。据说1929年,在美国胭脂河的福特工厂里,工人的数目就有10.3万之多,而每一分钟就可以从福特流水线上出产下线一部福特汽车,这种技术形态是以前的人类社会所没有的。因此,在福特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每个人各自做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独有的工作,每个流水线上的工人自己只是知道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内容,这些工作相互结合在一起便就是一个现代汽车生产流水线技术的整体了。

  而发展到了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里,或在一个信息社会之中,一切的生活似乎都要改头换面地从零开始了,也就是从一种支配人类社会生活将近两个世纪的机器大生产,到一种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大转型发生。这对于一个社会学家而言,将意味着人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从理论上而言已经是没有什么相互聚在一起去做事情的必要了,方便迅捷的信息传输,让一个人可以孤守一隅,同时也会知晓天下所发生的一切并完成生计乃至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工作,即手指、双眼和电脑以及网络之间的触碰和互动。甚至,即便是大家还能够有机会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结果也是坐在一起的人各自在看自己的那方寸之间的手机屏幕,并且,无时无刻不在跟自己虚拟世界中的那些朋友圈在交流,即便是对面可能坐着自己最为熟悉的亲戚、朋友,或者恋人,大家也都不会特别在意,各自大有一种心不在焉只专注于自己手机屏幕的感觉。在此时的一种真实生活场景之下,人与人虽然是面对面地坐着,但人与人之间真正又是被一种虚拟的媒介阻隔而相互隔离开来了。实际上也可以说,人们的内心世界之间,在一个信息社会的信息时代里,相互越来越多地没有什么真实情感性的交流了,彼此也仅仅只是一种外在化的公共存在的那些信息在交流,或者说是一种信息流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翻来覆去一刻也不停歇地流动着,发挥着其特殊的影响力。

  而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的网络之中,通过实时在线而又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信息,并且通过方便易得的微信朋友圈之类的自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分享,使得信息或知识的供给本身在日益替代大脑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这种思考和判断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毋庸置疑它是人的大脑实际发生的一种存在状况,但在一个日益逼近到眼前的所谓信息化时代里,人们虽然还在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一种思考和判断,但那显然是要过度依赖于一种算法技术而发生的,人们因此会去强调一种网络虚拟自我和他者存在之间的分享,这种分享最终是一种有着拉平效应的互联网的信息传输,使得彼此间互通有无,日益趋同。就像池塘旁的水从高处流下来一般,最终是要流到池塘之中形成一个水平面的。而所谓的网络分享,就是实现这一最后的同质性的关键性前提。而且,借助于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现代性逻辑,借助于一种互联网上轻易获得的大家能够虚拟在一起的技术,实现了在一瞬间的大家分享以及平面化的同质性存在,这种途经在今天已经变得人人唾手可得,而这种虚拟化的生活图景的真实来临,也变得日益可期可盼了。

  由此也便很容易去理解,一个智能化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家相互共享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里的人们不要太过于看重一种知识的特别拥有和独占,或者,旧有的那种知识产权观念显然要有一种适应于一个信息社会的时代的基于网络知识生产形态的全新界定。因为很明显的,曾经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是在一个并非基于网络的信息时代诞生的,而如何能够有一种真正适应于互联网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值得去探索研究的法理学乃至法律社会学的领域。但在这里,最为根本的一点还是要去理解,对人而言,知识以及信息的分享本身是能够让人获得一种快乐和幸福感的,而如果不去作这种分享,其结果,在一个信息频仍,知识急剧增加,动辄便以亿万计量单位来计算的互联网信息传输的世界中,所谓的新知识,也是无法有其真正的生长和发生的土壤的。

  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更为深邃地触及到了如何去理解文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不曾中断地在困扰着人类学家自身的思考。尽管许多的文化界定都是出自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文化的改变以及文化的流动,使得文化的界定不可能只是一种,自然也使得文化的存在不可能是一种,显然,多样性的文化,也必然伴随着多样性的文化界定而发生。

  实际上,为了人的文化存在,我们完全可以从一种时间的横轴以及空间的纵轴相互交叉的一个时空坐落下的所谓时空坐标系中去理解文化究竟是什么。要知道,人的各种行动,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系中不断地延展开来的。同时,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坐标系,其自身也隐含在了各种变化或者变动之中,而在这方面,以前的理解恐怕过于单一化了。要么是一种时间上的坐标轴在发挥作用,也就是人们所关心的是单一性地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很明显地只是一个时间的线索,但这样的时间轴,无法能够使我们知晓前后连续性的文化意义以及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容易造成片段化或者阶段化地产生一种前后之间的断裂以及对于异文化存在和发生的麻木,大家在认识上因此似乎都还处于一种彼此不相往来的有似“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建期的那种发展状态之中。但在今天的世界之中,显然,人们在同一时间,却可以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之中,大家在同一时间知道大家的生活彼此是不一样的,是多种多样且丰富多彩的,以前的时空阻隔,对于这种多样性的生活要想了解,那是要有一个时间落差或者空间跨越的。

  显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里,一个人是要从此地跑到彼地才能够实现真实的了解和真实的体验的,即便是阅读人类学家所写的那个地方性的民族志,乃至于新闻记者所写的有关那里生活的各种报道。但要知道,从田野研究到写成可以公开出版的民族志,或者从采访到新闻报道公开发表出来,这中间都是要有一种时间间隔或落差存在的,不可能是无时空差别性地同时共同存在的。而现在,这种同时性已经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成为了一种现实性的发生,就像一个监控室里的不同监控画面一样,在同一时间里,一个人可以看到不一样空间里所发生的不一样的事情,真实的差异性时空生活,因此而在一个平面媒体中被虚拟的予以了一种同时性的呈现。我们会不加怀疑地信此为真,它也确实在真实发生着,但无论如何却又是以一种虚拟的网络信息传输的呈现为前提的,虚拟的信息呈现让一种既有的在时空上的犹如高山流水一般的自然阻隔而变成是如一潭碧水一般,自然空间中的前后、左右、上下都变得无遮无碍,“世界”因此也就如美国人弗里德曼所言“是平的”。

  而对于文化的表达这一点,或者说面对于文化改变或转型这一点,又应当如何去加以理解呢?这实际上就需要注意到一种时间、空间以及人的活动性的相互交织性存在的那种综合,吉利平坛即人在其中的活动带动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在场。但在这里,很多人显然是抽离性地去看人的,也就是从单一维度去看人,人因此似乎要么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要么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还有则是一种抽象的人的存在,但却没能有一种多维度综合的发生。因此,从这些人眼中所看到的人,只可能是一种片面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就像盲人摸象的比喻一般,显然是在把人看作是一种孤立的物的存在,而非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整体性存在,因此也就需要将人放置在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上才能去真正理解人。因此,乡村里的人的活动也就包括了他们的生计、产业以及文化之类,而如果是单一化地陷入某一独特性维度之中,因此而损失的信息也就会特别的大,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人的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活动的一种整体性的发生,这显然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去看人的人观的问题。

  而对于中国的文化转型而言,今天看去,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也就是体现在了一种人的生活在方方面面的快速改变的发生,它是人在受到了一种时间的挤压或受到了时间的逼迫而不得不作出一种抉择改变的转型,也就是所有的转型,它都必然会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是现实的急迫性挤压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

  简略而言,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总体上完成了西方大概两百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种经济生活的变化历程。为什么是以两百年为限呢?这实际就需要找到一种标志物,这方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1818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可以作为我们去下此判断的一个参考性的标杆。实际上叔本华在那时,也就是在两百年之前就已经在考虑所谓表象存在的真实性问题了,即“世界作为表象”或“世界是我的表象”。在他极度敏感的哲学意识之中,显然已经清晰地注意到了在那时人们生活中的表象生活越来越多地在起的决定性以及转化性的作用。

  显然,在那一时期的欧洲大陆,一种高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生活之中极大丰富的物质积累和消费,无形之中带动了人们自己对于该如何存在于世界当中的一种思考,整个的社会,也从一种满足温饱的物质生产型社会,转换到了更多要去满足于一种精神表象欲求的消费型社会的发展。而面对今天这个二维表象世界,或者在“二次元”世界大发展的时代里,表象的生产日益成为一种每天乃至每时每刻都需要去再加工与再创造的产品或对象,只是在叔本华那时的大多数的西方人,还并不会那么敏感而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当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充斥着各种符号、象征和表象之时,并且,这些内容在日益变成是流动性的而非是固定化的时候,这一向度所出现的一种不确定性以及世界的模糊性的问题才真正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而在这一点上,表象存在的本质显然就是能够借此而可以让大家不用再去有一种面对面的交流,人们也因此而省去了很多的直接情感交流的繁琐和麻烦,一封书信显然总要比一次约会省事得多。人们因此而可以直接去交流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客观的信息、理性的思维以及标准化的解答。而在未来的由更多精致算法所支配的时代里,它更可谓是一种智能化的时代,它可能是根基性的,或者是弥漫性的,就是这样的无以计数的虚拟表象的相互簇拥在一起的或者一个杂糅拼接的现实却又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基于此一认识,很显然,当前的中国似乎正处在一种网络虚拟技术应用的转型期。而面对这样的一种转型,其最为优势性的一点是在于通过改革的合法性而有的种种可以去改变的机遇发生;但其劣势也恰是在于,因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制度设计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这个转型,实际上也就是跟随着一种世界的变化而来的。因此,世界性意义的转型期,也就是工业化在向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转型,它在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和可能,在这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出生的人恐怕尤其会从中受益,因为种种的改变,使得他们的潜能无形之中可以得到一种体现,同时种种的改变,也使得他们不只有一次机会要去面临一种生命历程的选择性的发生。www.89822.com

  很明确,这个在中国几十年以来所经历的转型期,它真正是伴随着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而发生的,而其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很显然是世界性的,也就是一种世界性的问题存在,其根本就在于使得这个每个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的世界共在,不断地处于一种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之中,而这恰也是其活力之所在。在此过程之中,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因变化或者巨变而导致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大问题,至少没有出现俄罗斯那种因改革的“休克疗法”而使得经济停滞不前的后遗症,这恰是因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本身就在把一种无物常在的“变”的道理当成是一种“不变”的道理而在进行着一种推广、普及和延伸,日益使变的理念进入日常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也就是将一种万变归之于一种不变,而这又是与欧美世界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曾经有的社会的动荡性发展的不确定性理解大为不同的,世界在向变的价值观念扭转并接受了变本身的不变。

  显然,回顾20世纪60年代,人们所真正强调的或者所渴望实现的便是一种变中的不变,是强调一种秩序上的守常,也就是强调一种社会本身的秩序化与结构的稳固化,中国话之中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但今天的世界,恰恰是在呼吁要去“以变本身去应对万变”,也就是使“变”成为一种习以为常之事,这是新闻报道式思维的一种新的附加,似乎一天里如果看不到媒体报道中有新的事物发生,看不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或者转变,那似乎一天的日子算是没有真正经过一样。显然,对中国人而言,思维中认可了一种变的价值观,相信人世间的事情,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原来是界定作为国策的,但当世界的周遭环境发生改变之时,人口的问题在面临着新的养老以及少子的危机之时,它自身实际上也会因应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一种变化,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因此及时作出了一种国策上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本也是在于这个文化之中本身就具有一种对于任何可改变的诸多可能性存在的认可以及予以接受的先在思维结构的存在,即一种求变的思维倾向。

  换言之,一种世界的变的主流或大趋势,和中国人传统之中的变易的思维之间恰成一不谋而合的关联。据此,可以产生出一种联想,或许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去接受这种以变为不变的变化观,也是与一种自古有之,并很早便深入人心的阴阳太极图的宇宙观的意象解释之间有着一种相互联系的。但这并非意味着这种强调变化律的太极八卦图本身就能够使古代的中国人有着一种阴阳观念下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根本上而言,也还是需要注意到这样的一幅图景自身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存在,也就是在一种大众层面上的这幅阴阳更替周而复始的意象图景的易于传播和普及。言外之意,在这一图景隐喻背后的道理,很容易地便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明白接受,这是一种有关于表征传递的认知人类学所可以去做解释的,而这恰就在于它们就像一种细菌感染一般地很容易让人被感染上而已,因此而予以一种信服,让人由此而感受到既真实又可靠,同时还十分的可信。

  显然,这一中国文化里所独有的阴阳八卦图的表象,它自身是极为直白明了的,犹如白昼和黑夜一般的清楚明白。所以,图形能够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同时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去行动的文化符号。老庄影响下的阴阳家的哲学,实际上是影响到了中国人对于“变”或“易”的看法的,它不是带来对世间无常变异的一种恐惧,而是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获得理解或体会的经典,使之成为生活中自然存在的有规律以及有原则可循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要知道,中国人对于“变化”的理解,很早便有了一套成熟的认识了,这不仅有理论,比如《易经》中的那些文字以及不同时代的人对其所做的各种版本的注解和阐释;而且,同时还有各种民间的基于阴阳五行观念的实践,比如算卦、看相、占卜等的那些迷信。所以,即便是社会中有人高估了“变”的存在,或者社会本身真的变化无常,那也是无所谓的,因为对于一种变化、变异以及各种形式的改变,显然从芸芸大众的内心之中早已经都见怪不怪了。

  如果能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之中,变化乃至于寻求变化,仍旧还是一种发展的主旋律。不断去改变自身,以此来更好地顺应以及适应世界的发展,便是一种中国道路成就的根本所在。因此,如果能够去细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种种变化和转型,或许对未来发展的方向会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这些变化和转型会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但概括而言,它们最为突出的是体现在了下面这样的四次转型之上,它们分别代表着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这样的核心向度,这些向度在时空坐标轴得以延展开来,并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行动之中。而这些,要想理解中国的变化的根本,在我看来显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如果这样去看,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很突出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便是,一个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不仅其体量庞大,而且意志还极为坚强,已经不可能随意地就能把改革开放40多年所打开的大门再行关闭起来了。从一种改变的方式和效应来看,她已经完全是在走向一种现代世界之中,并融入现代世界之中的有着世界性的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发展路径上去。世界和中国之间,日益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密接”态势了。而此一过程的发生,如果从一个时间轴的当代史维度上去看,那是与各种其他向度的转型之间相互密切关联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延展,不同向度的改革或者转化,也便此起彼伏地跟随着相继发生,这显然不是一种刻意生造的转型,而是顺势而为的转型。

  这种有所改变的转型,最为首先的是体现在了一种经济向度上,即所谓经济转型。显然,经济转型的发生从其一开始就是朝向于外部世界的,也就是因为受到了外部世界发生的现代性的影响而有一种穷则思变,努力要去奋起直追的冲动行动的发生。包括像中国的乡村发展也是如此,比如费孝通的乡镇企业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自身的农业经济将要破产,不得已农民要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始思考引入城市的企业剩余而到乡村之中去的一种可以真正归属到经济转型大背景之下所发生的一种转型。很显然,这样的经济转型,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是具有一种相对而言基础性的以及决定性的价值的。在所有跟改革开放相关的主题之中,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使得中国如何在世界之中强盛起来,成为一个最为关键性的枢纽,也是衡量其他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晴雨表。

  换言之,中国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种经济转型,它也是最先开始的一种转型。所以,经济转型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是不可能被真正予以撼动的,因为整个改革,其最初的动力来源就在于此,是以希望每个人以及每家每户的生活逐渐变好为目的的,因此也必然是经济先行的,也就是因为首先意识到了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有问题,阻碍了某种生产力的发展,才去寻求一种新的模式化转型的。因此便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是一种一开始的不得已,转而又为之后的充满了人的自身发展动力性和欲求性或者简单而言的如何“过上好日子”的积极主动、发自内心的参与和抗争意识所促动的。在此意义上,现代意识的自觉和彼此生活的比较成为了改革无所阻碍的动力基础的所在,这是脱离了个体以及个体家庭之上的更大范围的认同的开始。

  之后,由于经济和人们生活的直接关联性的存在,接下来才可能会有由经济转型所直接带动的第二步的制度转型。正是因为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或者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贪污腐败、制度混乱、贫富不均的政治以及社会的问题,那也就不得已而逼迫着国家层面必须要去进行一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以及制度设计上的新转型。简而言之,也就是要以一种制度转型甚或政治转型来解决由大范围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失序的问题,诸如基本资源的合理分配,消除掉腐败,减少极端化的贫富差异之类。这到了最后,又会由一种政治制度改革所遗留下的问题而顺势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问题,也即是一种社会治理和社会团结问题。显然,社会的转型是承继着制度转型的余波而发生,这也恰是在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所真正要去面对的,是人们心中呼之欲出的改变欲求,同时还是适应一种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有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重构。

  所以,转型的第三个维度必然就是社会属性的,即一种社会转型的发生,它是接续着制度转型而发生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学自1978年恢复以后,到了2005年以及之后才有了一种扩张性的大发展,由此社会学不仅是一个学科领域,还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秩序而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大众关注。因此在当时整个国家的发展安排或顶层设计之中,也与时俱进地映射出来日益要去注重并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由此也才有了一种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人们的真实生活领域的大发展,即研究社会治理的逻辑构成而非单单的就事论事,或者就现象而现象的铺陈罗列。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由中国经济自身蓬勃发展所引发出来,并由在真实生活场景中频繁发生的社会问题所激发而成型的,而如何能够从一种国家的视角去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了全部社会转型规划的一个共同性的远景目标。

  而时间很快地转到了2010年,一种举国上下的文化发展问题成为了人们最为核心的关注和思考所在,国家在整体发展战略之中开始日益强调一种文化的合理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博物馆的概念都迅速进入日常话语的表述之中,这无形之中也带动了中国作为东方乃至世界的一个大国,在逐步地把重中之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忽略掉的内容,增添或者挪移到了由其自身所关注的那些视野之中去,即一种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迫在眉睫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但文化显然又不像政治或制度的安排本身那样是可以分开来去做一种人为的安排,如项目工程一般予以分门别类按部就班的改进和推进。但要清楚,文化从来都是整体性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自身往往就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即便是有一种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但要知道,文化力量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如何真正能够把不同的人或分散开来的人为事物相互黏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性的理解、价值和认同,也就是人、社会、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在一起”而不分离。因此,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而言又是一个难中之难的问题,是伴随着人类成长而发生的,所谓的文化问题,不会一下子就能在一瞬间通过设计者构想而消逝或者转化,因为要知道,文化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先期发生的,是人在脱离动物界成为智人之时,文化也便发生了,因此,没有文化也不成其为人,至于文化的类别,随着文化的发展是可以有其多样性的,也是后来的人逐渐相互意识或自觉到的。但是,文化本身对人而言却是不可让渡的,人在通过克服一种自然存在的努力,而使自身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表达。由此,文化便每时每刻都环绕在人的身边,或者附着在每一个被称其为“人”的人身上。

  因此,在上述所论及的这四次转型中,文化转型却是最后才出现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是文化的诸方面渐次觉悟而出现的文化整体性的样貌。显然,一种文化的整体性存在,最后都会经由文化的表达而展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人类有了文化,人类才能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存在而以一种人的形貌生存下来。所以在这一点上,不仅要注意到文化在当下人类学中的意义表达,也要注意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一体性包容的整合性。

  文化转型的问题在今天日益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整体上以及各个分支学科都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它根本又是一种新技术叠加到一种旧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再造过程。因为互联网在人类所居地球上的全覆盖,使得“互联网+”这个看似奇怪的新名词,成为了各个研究领域所必须去予以关注的,也是所谓文化转型之中最为有趣和最为前沿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真正是需要人类学家放开眼界去观察和思考。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学科所看到的那些现象,不论是网络本身,还是微信、快手之类的自媒体,借由一种人类学所独具的文化省思,使之转变成为一种可以引领这个时代去做出一种前瞻性思考的一个概念。对于此一点,首先要有的就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场域下的结构性重释,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下面五个方面入手,去结构性地理解这种中国文化转型的发生及其社会、人生与文化意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最为首先的便是一种基于价值追求的意义重塑的发生。比如,曾经古埃及文明是以金字塔建筑为其标志性的时代文化遗存,此一建筑物所被赋予的价值意义也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它是作为如何去抗拒人之肉体生命的死亡而去获致一种永恒价值的生命意义的文化表达。因此,一种文化基本符号的象征性意义,它是会非常强劲地在发挥着作用的,因为它跟神圣性信仰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伴随着后来世界的发展,人们在一种价值追求以及意义重塑方面的重心日益在转向到了大众化生活空间那里去,人们在那里寻找到了所谓新时代人的真实存在。显然,就人类建筑本身而言,最初进行房间装饰,在四壁挂上精美画作的,或者每日有着如《韩熙载夜宴图》那般歌舞升平景致的,其行动的主体原本都属于社会中的精英人物阶层所有的,而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的需要、大众的欲望以及大众化的装修样式,甚至还有像宜家家具那样的大众化的室内陈设和装置,并且一个共同性特征便是它们都变得方便易得,近乎随时可以取用。所以,在一种最终走向大众的文化意义再塑的过程中,总也不可避免地因为一种大众观念的参差混杂、交互作用之后,免不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或改观,至少从方便性的意义上而言,大众的欲望可谓是无限的,如何满足而不是如何各守其位成为意义重塑的关键和指向所在。

  但同时也要清楚,文化的新与旧之间,核心的便是在时间维度上是相互断裂开来的,或者说前后不会是连贯在一起的。因此,在如今的村落改造之中,这种新旧之间反差性断裂的情况会时时发生。一个旧的村落,它在传统时代的建筑,显然都是有明确意义可以去指涉的,比如太行山地区由河北井陉通往山西古道上的那些村落,在进村的庙宇牌楼阁楼里,传统上都会供奉着玉皇大帝的神位,而出村的牌楼上供奉的则是财神爷的神像了。从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意义上而言,这样的空间设计也是有着清晰的意义象征的,这一方面是保佑着路途之中的行旅之人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在祝福大家生计财富上的不断增长,因此,进出村落都属于是一种传统旧文化表达所要去予以照护的范围。

  与此同时,分散在村落四处的碑刻,显然也不是一种随意的设置,或像今天村口那么随便的摆放一块从泰山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运来的巨石,除了会有人告诉你它值很多钱之外,毫无真正的意义可言,而是真正借助于石碑上的文字记载,或者为村庙事务而立,或者为特殊重大事件而立,显然都属于因事纪年的,言外之意,都有着一种体现村落历史的时空意义和文化内涵。另外,乡村也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没有一种文字的使用,当然这并不是现代文字下乡意义的那种文字,而是用以体现他们真正传统价值认同的那些文字表达,因此而体现在祖先牌位上,体现在庙宇匾额上,也体现在美好寓意的各种招贴画或壁画上,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下到乡村的文字,更多的是要被放置在乡村以及家户之中最为神圣的某个空间里的,而这和我们今天随随便便去写字,去打印,然后又随意丢弃掉的对于书写以及印刷文字的价值意义塑造是不一样的。

  总之,在一层层的文化表达的背后,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权力、资源以及新价值意涵的混杂,只是人们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之中,因为兴趣点的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以及解释的取向各有所不同而已。但很显然,某种形式的意义塑造,恐怕是文化表达的最为核心的要素。不断在寻求文化的人,也便是不断地在寻求意义的人。与此同时,意义的获得,也便是意义重塑的过程,不存在某一种意义从来不变的对刻板教条的持守,而一切新的意义的生成,其本身又都是一个不断要去塑造和重塑的过程,这些很显然都只能是归诸到人类的所谓现代性的追求之上。

  其次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文化时空的转变,它带来了一种文化转型的真实发生或不得不去发生以适应于新的文化时空。尽管狩猎采集以及游牧社会也有人口的流动,但那些流动的范围都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是固定于两点之间的。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的流动性、迁移性以及散居性,日益成为了世界之人的一种常态生活,并且迁移流动的方向也是不确定性的,是活动着的人在通向东西南北中的铁轨上、高速路上以及飞机航线中,他们会穿梭往来,难说此地还是彼地,也难说出发地还是目的地,“在路上”便是此地,也是彼地,或者说,对不断游弋之人而言,既可能是出发地,也可能是目的地。

  在这方面,曾经的工业化生产是真正能够把人都相互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群体的,但快速的工业化所带来的交通运输设施以及公路、铁路和航路网的建设,使得那些聚集在工厂里的大批量的人群,又会很快地从工厂厂房车间的聚集之中分散开来,特别是在工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被新的文化产业所取代之后,比如北京的798以及首钢工业园那样的旧空间新功用。很显然,在以一种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特征的工业化的背后,或者在对工业化的替代过程中,那一定将是一种与工业化的人群聚集反方向的人群各自的四散分离,因此在这样的所谓后工业或消费社会的场景转换之中,从聚到散便是一个人群其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且也只有是当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理性化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人们才不得已会提出诸如“风险社会”这样的概念,而整个西方世界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以及模糊性的观念,又都不过是当下这样一个时代里的一种反思性的映射而已,而并非所谓社会本身是不确定性的,或由这种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以及模糊性本就是人的生命常态。但一个群体,因为自身基于现代性的控制的欲望,会因此而去响应“风险社会”的概念,会想尽办法去清晰界定不确定性、风险性以及模糊性,以此而有一种观念中的确定性、安全感以及清晰明白。而除此之外的一点便是,依傍于此一风险社会概念的结果便是,终于在人们的心目中能够找到一个可为人所反思性理解的概念,来作为一种更为可能的城乡一体化新生活的时时引领。

  第三点的文化转型便是基于个体自觉的文化自主。显然,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化,它会是像今天这个时代那样如此紧密地跟一种清晰自我的个体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文化意义上的个体觉知,远远超过于其他的觉知,成为了社会中的一种主导性的文化潮流,人们也由此而清晰地意识到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的生命价值的意义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更为注重于象征符号本身,而很少注意到象征符号如何经由一种个体性的转化而被赋予了一种个体性的私人化意义这一点。而这种个体自觉的出现,显然是因为,当前人们在生活之中的自我选择性在不断地得到一种增加,一切似乎皆要经由自己来做决定并进行一种按键选择。因此而有了更多的想象性空间被创造出来,这种选择性和想象力,同时也在激发着个体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自主、自觉以及自由意识的发生。比如在北京,会有很多的人选择在冬天临近的时候,为避开雾霾来袭而“逃离”京城,乘飞机去到海南的住所度假休闲,由此而在个体自觉意识中所表达出来的则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的目的而下意识地逃离开了她或他所长久生活以及居住的故地,并会年度性地在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之间来回摆动。

  文化转型的第四点便是所谓的记忆中地方性的地方表述。在一个注重各自文化价值的时代里,真正地方性的文化价值也在日益地得到提升,地方性也因此跟更大范围的世界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此处,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则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异文化的一种自我觉知和觉醒。在这方面,基于地方性的地方表述使得人们日益涌现出了一种对于自己主体性文化存在的自我觉知,而与此同时,因为更加在意于自己文化的地方性表述,也使得一种富有原生态意义的地方性生活具有了一种认同上的自主选择性。人们开始更多地去强调一种地方性存在的价值,不论是地方性的物品,还是地方性的文化,都成为一种“民族的便是世界的”表达的另一种形式,由小地方而见大世界,这对一种地方性生活以外的更广大的世界而言,无疑是构成一种莫名吸引力的根源所在,这种吸引力也催生了旅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真实价值的存在。由于地方性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差异性的不同,而世界性的趋同以及生活的在诸多方面的日益标准化,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地方性存在的独特性价值的发挥,它也激发了当地人在表达自我的地方性文化认同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在此意义上,地方表述真正成为了一种潮流,成为了不言而喻的吸引力或注意力朝向的真正归处或所指。

  最后,文化转型的第五个方面便是生活世界中的分分合合,碎片化和统一性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日常和理想的变奏交织,成为了一种生活的节奏性的安排。换言之,一种分合变动的世界日益交替嵌入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了一种秩序的常态。实际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分离的趋势是相互间共同作用,若即若离,彼此难分伯仲地在一起成长起来的。而很多的文化区域独特性的区分,也都是后来之人在意识观念中人为去造就下来的,借此去理解前人的一种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比如家庭、宗族以及部落之类。因此,在被某种文化予以界定和予以文化区分之前的人们,他们是很难有一种被社会所塑造的自觉、觉悟,或觉知性发生的。人们生活在了某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之中,从小浸润其中的对于所谓文化的耳濡目染,其全部的心思和行为也就无形之中受到了一种社会存在的约束和束缚,而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默不做声,并不觉其价值和意义的独特性之所在。

  而一种文化上的觉悟,它往往是对于一种社会性分离技术操弄的感知才会真正发生的。因此,要理解这种觉悟性,必须是要从一个很基础的方面去进行思考,也就是从一种社会融合的方面去获得更多的理解。而现代意义上的种种分离技术如何对一种人群的融合产生反向的作用力,使得一种基于个体存在的个体化思考代替了基于群体的群体化的思考,如此才能够理解技术跟社会之间的一种技术的植入与合而不分的社会出现各种分离的新关系。很显然,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使人与人、人与人群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分离开来的分离技术的大发展,手机、电脑、银行卡,算一算还有哪种不是造就一种分离的现代技术介入到了生活之中去,这些分离制造的技术,它们在使得个体的生活状态日益处于了一种相互的隔离、隔绝与孤立之中,诸如亲密关系中的各自会因为手机这种人手一部的分离技术的存在,而使得人们因为沉浸于网络的联系之中,并因此而可以把坐在一起的亲密双方真正分离开,两个恋人同吃一餐饭,同坐一张桌,但各自在翻看自己的手机等待布菜成为一种常态的发生。这便是手机这种世界性的超级分离技术对于现实版的传统社会融合的生活的一种最为直接性的挑战。由此而用一种强调自我与其他隔离开的个体化概念去营造出一种属于一个人自己的所谓私人订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在今天世界人们的选择中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了。

  当然,与之相反的趋势,即一种重归于相互融合而不使分离发生的趋势,它的成长也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强度同样是极为的剧烈。而作为一种对于分离技术的强大的反作用力,或者一种带有报复性的反向作用,人们似乎在通过各种途径去制造出一种彼此可以共在的以及相互可以融合地“在一起”的各种机会以及可能的彼此融洽的生存状态。而在城市的流行文化之中,一种曾经牢固地握于精英手中的孤芳自赏的文化,也正转变成为一种更为大众性的自娱自乐式的创造,人们日益抗拒一种阳春白雪、自我标榜为精英或者学院派式的自我孤傲力量的那种来自民间的“躺平”的文化,也在通过一种网络的赋权而让持续攀升的网民群体借由一种无需审查、无需界定,甚至也无需繁琐思考的网络之中的众声喧哗的狂欢、吐槽以及快闪的方式,而实现着一种现代社会本身难得发生的一种合而不分彼此共荣共在的生存状态。

  显而易见,曾经的文化往往都是被局限在某一个很小的圈子或空间范围之中的,觉醒到自己有文化的,往往又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资格就是,通过对一种文字符号的系统性熟练掌握、运用和再造,使得这个群体所认同的文化能够牢固地保留在这一批文化精英的手中,并也只在这一批人形成的士大夫人群的朋友圈之中进行一种不易外传的世系相传。

  但毋庸置疑的,一种现代世界的消费文化,它本身带来的直接社会后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文化在大众之中的普及化,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这也无形之中使得曾经的“贵族或精英才有文化”的观念在彻底性地发生着一种扭转。曾经,贵族精英或者文化精英孤芳自赏的文化传习,也在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大众文化的传递抑或“大众的反叛”。很显然,街头巷尾的广场舞,便是一个极佳的大众文化再创造的经典范例,因为它具足了一种文化大众化所应该具备的全部当下存在的代表性。

  而基于此一认识,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文化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解和新的界定。很显然,对很多人而言,文化就是一种理想,而理想通过文化而得到了一种表达。在这方面,人类学家需要站在一种文化的高位上,思考作为整体的人类自身所具有的生存处境。无疑,面对着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人类学应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也真正有着一种他者关怀的学科。

  在此意义上,文化也便是一种理想之中的共同体的存在,就是人们心中缺位已久的灵性价值的再发现,更可以说是人和人在一起去寻求并想象着一种人类美好存在或美好生活的状态。文化需要有更多人类学家对此状态产生的过程加以一种持续的追溯,那样人们才能真正去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功用和方向。可以说,这样一种主张和文化价值探索,也在无形之中倒逼着中国人类学走向一种理想人类学的自我追求的道路上去。

  还有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文化转型研究所无法真正避开而要去认真讨论的问题,即今天的人们,伴随着彼此交往的频繁和流动性的加剧,人们将如何能够在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去生存?在这方面,首先要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一种世界定位,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正在走向一种现代世界,并恒久地坚持着一种“走出去”的战略,继续寻求“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并以一种文明互动、互惠以及共生的文化逻辑构建,试图真正去贡献于世界文明冲突中的诸多矛盾化解,而在此过程之中,一种对人类学家而言的“互惠人类学”呼之欲出,人类学也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返回到世界文化关系问题的关涉上去。同时,还要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种在转型世界以及转型时代之中传统的文化智慧介入文化创造性之中去的诸多可能性的发生以及人群应对之策。

  而在此意义上,人类学需要在真正有可能融入其他学科之中去的同时,又要有在自己学科中的不断去创造着自己认同新目标的新姿态和新表达,这种新姿态和新表达将会是一种基于宽容的理解,而不是狭隘的自我封闭,不是契诃夫笔下那种“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猥琐求全和自我保护的形貌,而是一种文明互触中的开放、包容,且勇于担当。这就使得许多试图对人本身加以理解的学科,可以从人类学当中更多地获得益处或收益。但人类学自身,显然,不论是怎样的一个不适恰的学科分类,仍旧是在走着一条属于自己本心的特立独行之路,而这恰又是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思想之间或者文化之间所应该有的光明交流之路。

  最后,应该清楚的就是,正像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在从一种乡土社会向着工业化社会有一跳,接着又似乎在马不停蹄地向着一种信息社会有一跳,这种“三级两跳”的模式分析,隐喻性地暗示了转型中国发生的真实世界场景。而与此同时,最应该提醒的便是,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构,它往往又会是一种社会、个人与文化三边的互动,三者之间很显然是缺一不可的,是整体性联动的。在这里文化是具有一种核心价值的,也是可以作为一种粘合剂去粘合其他的两个,即人和社会的向度。我们需要理解此三个向度在一种时空场景下的借由人而有的行动表达,这种表达是有所指向而并非是盲目性的,它是人内心之中观念的一种映射,同时也是人的价值在文化上具有一种自我独特性的证明,人离不开这样的目的性而去行动,自然也就无法避开其对于一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理想以及美好生活的文明观的渴求、渴望和自我追求。而人类学家在此过程中所可能有的贡献,自然也便同样是在于如何去真正理解以及践行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那“四美句”,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说明及鸣谢: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支持成果。本成果亦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跨学科交叉平台”支持。本文基于2020年10月1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11期“技术、分离与乡村文化转型”录音稿修改而成,感谢讲座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的评议,也感谢学术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安丽哲副研究员的特别邀请。此次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和bilibili直播平台在线直播,特此鸣谢。